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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》的教育价值
信息来源:诗经文化网 发布时间:2010年12月14日11:42 文章编辑:晓华

    《诗经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选集,包括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作品,由风、雅、颂三部分组成。是采诗之官“以木铎徇于路”,[1]为皇家采诗,从中了解民风、民情,提供给“王者,以观风俗,知得失,自考正也。”[2]所谓“上以风化下,下以风刺上;主文而谲谏,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,故曰风。”[3]是提供王者的参考资料,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的性质。

  《诗经》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,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。“诗言志”,“诗,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,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。多识草木鸟兽之名。”[4]“不学诗,无以立。”[5]在孔子编定三百零五篇之前,《诗》就是先王之教、王者之学的基础,在道德伦理、政事外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,而在孔子“取可施于礼义,上采契、后稷,中述殷周之盛,至幽、厉之缺,以备王道,成六艺。”[6]的工作后,《诗经》更是成为年轻一代了解世情、明辨事非、陶冶性情的基本途径,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,所谓“温柔敦厚诗教也”,[7]其作用远较于后来的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等文学作品。为了对《诗经》的教育价值有全面了解,我们从《诗经》的内容、形式及其在当时和以后的教育影响来看《诗》教的作用。

  一、《诗经》的教育思想及价值

  《诗经》的教育价值是通过内容和形式体现出来的。主要有:

  (一)厚人伦,美风俗

  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思无邪。”[8]在大量关于家庭伦理、男女情爱的诗篇中,表现出纯正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观。

  首先,孔子编定的《诗经》,在编排次序上就体现出厚人伦、正教化的目的。《关睢》是《诗经》的第一篇,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中说:“《易》本乾坤,《诗》始《关睢》,《书》美厘降,夫妇之际,人道之大伦也。”又《汉书.匡衡疏》云:“孔子论《诗》,以《关睢》为始,此纲纪之首,王教之端也。”《诗经》的头几篇中,《关睢》讲一青年爱上了美丽的姑娘,日思夜想,渴望结为夫妇;《葛覃》写一女子归宁前的心情,她自己收割、煮葛、织布、作衣,勤俭并且孝敬;《卷耳》写丈夫远征,妻子思念;《螽斯》祝贺人多子多孙;《桃夭》贺新婚,希望新娘宜室宜家,这些都是建立家庭前后的大事,从中可以反映民俗、道德状况,看出统治者教化效果。按王安石的说法,“王者之治,始于其家。家之序,本于夫妇正。夫妇正者,在求有德之淑女为后妃,配君子也,故始之于《关睢》。夫淑女之所以有德者,其在家本乎女工也,故次之以《葛覃》。有女工之本,而后妃之职尽矣,则当辅佐君子,求贤审官,故次之以《卷耳》。”[9]总之,是为了劝化风俗,匡正道德。

  其次,《诗经》在表现真挚感情、健康情爱同时,突出男女主人公对高洁道德的追求主旨。除了《周南》中的《关睢》提倡以淑女配君子、《葛覃》着力表现女孩子的勤俭孝顺、《桃夭》中希望新娘子宜室宜家外,《国风》中多主张女子应贤德。如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中的小伙子对迎来的新娘--孟姜,不仅“颜如舜华”,走起路来“将翱将翔”,态度大方,而且贤惠高洁,十分赞叹,小伙子对其“德音不忘”,充满了对她的爱意。在《小雅·车辇》中,前往宋国迎亲的诗人也对娶了贤德的新娘感到欣慰,好象手中的六根缰绳都成了弹琴的琴弦,表达了诗人的择偶价值观。可以说,汉民族对那种出乎自然、内蓄外发的风度美和品行端淑的内心美是同样重视的,要求两者达到完美的统一。同时,对那种真挚、含蓄的情爱,也给予充分的肯定。如《邶风·静女》、《邶风.绿衣》对青年男女真挚爱情,中年男子对贤淑妻子的怀念,都是至性至情的佳作,对后代文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。而在《召南.行露》中,则借一个不畏强暴的女子,在法庭上对仗势欺人的男子据理力争,使之受到应有惩罚的描述,表明道德观念已在先秦时代普遍化。《庸风·鹑之奔奔》以一个有见识、明事理的女子之口,谴责了她平时视为有德有义的君子、实为无礼的男子;而在《庸风·君子偕老》中,对清扬红颜、仪表威严而行为不端的宣姜斥之曰:“子之不淑,云如之何?”在《齐风·敝笱》、《齐风·载驰》中,对齐姜与其兄齐襄公的乱伦行为极尽讽刺、揭露,表现了汉民族在感情生活中重视伦理道德的特点。

  第三,《诗经》对其它人伦关系也采取美善相乐、以德怀人的方式加以褒扬。如《小雅.棠棣》以簇簇棠棣之花比喻同根生的兄弟,传说这是周公为管叔、蔡叔叛乱后,担心天下人看见身处高位的人兄弟不和起而仿效,因此作《棠棣》诗让人传唱,使天下风俗敦厚起来。作者提醒人们,在平安的情况下,兄弟看起来不如朋友,但是在危难的情况下,朋友往往考虑自己的利益,或者没有能力帮助,不像兄弟,在家中可能争争吵吵,但面临外侮却能同心抗暴,因此必须珍惜兄弟之情,和睦友爱。在《小雅·伐木》中,诗人以“伐木丁丁,鸟鸣嘤嘤”起兴,将鸟求同类、人需友朋的道理发明出来,强调用互相信任、诚挚邀请来巩固亲朋故旧之交。《小雅.白驹》以殷殷之情挽留有德义的朋友,表现了主客之间真挚的友谊。即使是闺中之伴,也强调德义为重。如《邶风·燕燕》为庄姜送别戴妫所作,除寓情于景、抒发家国兴亡,伤逝怀旧之情,更点明依依惜别的原因在于戴妫为人善良、性格温和、立身谨慎的人品难得,“其心塞渊,终温且惠,淑慎其身”。《燕燕》之诗,之所以成为千古送别诗之祖,不在其写作技巧,而在作品主旨。

  第四,《诗经》在褒扬高尚道德的同时,对人际关系中的一些丑恶现象,卑鄙小人也进行了尖锐批判,以申明大义,匡正道德。如《鄘风·载驰》记载了公元前660年“冬十二月,狄人伐卫”,“卫师败绩”,[10]卫懿公阵亡,卫国覆灭,宋襄公率师迎卫遗民夜渡黄河,卫人拥立戴公为君,寄居漕邑,第二年戴公去世。当这不幸的消息传来,戴公妹妹许穆夫人决心冲破重重阻拦,赶回祖国吊唁卫候,为拯救祖国尽自己的力量。诗中马蹄翻踏,车轮滚滚,一派路途遥远,心情焦灼的气氛,许穆夫人回想与许国大夫辨论,感慨万千,终于形成了向大国求援的救国方案,表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爱国女诗人的形象。在《秦风·无衣》中,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面对外族入侵,同仇敌忾的战士,高唱战歌前去迎敌,表现了战士英勇的气概。这些都是正面的形像,但是《诗经》中也有一些反面角色,如《鄘风·相鼠》对“无仪”、“无止”、“无礼”的人是毫不客气地加以赌咒;对那些阿谀奉承,善于伪饰的小人“左丘明耻之,丘亦耻之。”[11]在《小雅·青蝇》中形象地再现了这些霄小之徒巧言令色、颠倒是非、挑拨离间的丑行,他们如同青蝇一样污秽事物;在《小雅·巧言》、《小雅.何人斯》中作者把这些在同僚、朋友中散布纷争,到处捣乱的人斥为“鬼蜮”;在《小雅·巷伯》中,更是以“缉缉翮翮”形容谗人在诋毁别人时来来往往、能言善辨的情状,使一个搬弄口舌,反复无常的谗者形象呼之欲出,令人深痛恶疾:“那馋人如此可恶可憎,甚至连豺狼都不愿吃他。”孔子之所以将这一诗篇纳入教材就是为了用反面人物教育年轻一代,帮助他们明辨是非。

  总之,《诗经》对伦理道德进行了全面、深刻的阐述,强调以仁义为本,以德劝人,以诗歌形象提供道德教育的材料,并且寓教于乐,“序善恶以示万世”,“使乱臣贼子惧,而天下劝焉。”[12]

  (二)观风俗,知得失

  《诗经》通过描述民风了解民意,分析王政得失,对统治者进行劝谏,使之警戒。如《邶风·北风》描绘了一个北风呼啸,大雪纷飞的阴沉天气里,一群扶老携幼的人们仓促离开家乡,发出“莫赤匪狐,莫黑非乌”的感叹,表明普天之下,“君臣为恶如一”,“并为威虐,百姓不亲”[13]的社会现实;在《王风·黍离》中,一位东周官吏来到西周故都,看到当年宫阙已成农田不禁感慨万千,反映了当时战争频繁、周室衰败的情况;《王风·兔爰》更以“我生之前尚无为,我生之后逢此百罹”,表现面对家破人亡的内心悲怆;在《小雅·无将大车》中,一个体力、精神都极度疲乏的人喃喃自语:“不要推挽大车……不要去想那些烦恼……”;在《小雅·苕之华》中,“师旅并起,因之以饥馑”,[14]百姓发出“何以食之,鲜可以饱”的长呼;在《小雅·渐渐之石》中,将士们征途困顿,忧虑天灾人祸的心情鲜明可见。“周夷王、厉王之时……桧之变风始作”,是因为社会在变,诗歌作为民众的心声也反映了这一现实,正如白居易所说:“闻《蓼肃》之诗,则知泽被四海也;闻《华泰》之咏,则知时和岁丰也;闻《北风》之言,则知威虐及人也;闻《硕鼠》之刺,则知重敛于天下也;闻广袖高髻之谣,则知风俗之奢荡也;闻“谁其获者,妇与姑之”之言,则知征役之废业也。故周风之兴衰,由斯而知也。”采诗的目的就在于此。

  《诗经》中对统治者或颂扬、或讽刺,目的是为了“知得失,自考正”,[15]作为对统治阶级子弟进行教育的材料。如《大雅.文王》、《周颂.清庙》、《周颂.维清》对周文王光明德行的赞颂,《召南·甘棠》对“召伯听政,泽被召南”的怀念,《鄘风.定之方中》对卫文公生活朴素、贤明治国、经营农桑的肯定,《卫风·淇奥》中对道德文章堪为楷模的卫武公的盛赞,都是为了给年轻一代树立榜样。《毛诗序》中说,“《淇奥》,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,又能听其规谏,以礼自防。故能入相于周,美而作是诗也。”据《史记》记载,卫武公在周宣王十六年即位为君,这时他已四十七岁,在此期间有二事可言:一是政治修明,得到百姓拥护,二是学诗习礼,进德修业。晚年时期,宗周覆灭,平王东迁,武公平定犬戎之乱,由卫入洛,封公为相,以年过九十作《宾之初筵》、《抑》,揭露弊政,自求警戒。《淇奥》一诗,借淇水岸边滋生的茂美修竹为兴,象征武公“质美德盛,有康叔之余烈”;由绿竹的抽笋、解箨、枝叶猗猗、箐箐,象征武公的德业由“切磋琢磨”而精进到“金玉之相”的境界,堪作庙堂之器;以宝石的光辉比喻武公因学问充实而风神洋溢,足为后人景仰。《淇奥》之诗,可谓用心良苦。相反,对于统治阶级中的暴虐、荒淫,也给予了讽刺和揭露。如《小雅·节南山》直刺乱国殃民的“赫赫师尹”,曲折讽刺了暴虐昏庸、委政佞人的周天子;《小雅·正月》更是对周幽王宠幸褒姒、荒淫腐朽、善恶颠倒的现象痛心疾首,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;对统治者的乱伦行为,《诗经》也给予了辛辣讽刺,如《邶风·新台》将霸占儿媳的卫宣公比为癞蛤蟆,在《鄘风·墙有茨》中,百姓对宫廷淫乱斥之为:“太丑了!传出去太耻辱了!”表现了人民爱憎分明的感情,是统治者不得不重视的。

  《诗经》中也有一些旨在警戒的诗,目的在于缓和矛盾,延续统治。如《大雅》中的《板》、《荡》、《民劳》等篇,是周厉王时的诗。厉王为成王七世孙,为政暴虐,信任荣夷公等奸佞小人,封固山泽,专有其利,不听芮良夫等正直大夫的劝告,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,派出巫人监视臣民的言论,以致“国人莫敢言,道路以目”,弄得天怨人怒,召穆公作诗批评,以“殷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”为警告,但周厉王仍不悔改,人民终于起来造反,周厉王只好出奔于彘。《大雅.抑》为卫武公所作,他历经宣、幽、平王三朝,熟知历史经验,明知存亡之机,预见大动乱即将到来,因此在诗中谆谆告诫子弟,希望他们头脑清醒,立身谨慎,免致家国之祸。在《宾之初筵》中卫武公更是描绘醉鬼丑态,告诫不可贪酒误事,反映出当时祸患四伏,而统治阶级仍然醉生梦死的情景。如郑振铎所言,当时的一些“有识见的老成人,见世乱,欲匡救之而不能,便皆将忧乱之心,悲愤之情,一发之于诗,《板》是警告,《瞻印》与《召旻》则直接破口大骂了”。

  总之,《诗经》在反映现实,揭露社会矛盾方面是很成功的,作者是一些统治阶级中的清醒者,他们希望通过“采风”了解民情,改进统治方式,同时教育子弟不忘祖业,因此不能仅把劝谏诗看作是批判社会的作品。

  (三)明美刺,倡温柔

  《诗经》主张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,怨而不诽”,为的是既明辨是非,又使爱憎感情有所节制,不致于导致统治基础的动摇。

  《诗经》中的许多篇章,在肯定男女情爱同时,要求正确的道德伦理观念,用以规范个人道德行为,这就是所谓的“乐而不淫”。如《邶风·静女》、《郑风·出其东门》、《唐风·绸缪》,都强调健康、真挚的爱情,而对其它一些直露情爱的诗篇则斥之为“淫声”。同时,《诗经》也十分重视明辨是非,所谓“美刺”,就是有所褒贬,并且不仅用形象,而且用意象来表达。如同为《载弛》之诗,《鄘风》中表现的是力排众议、奔赴国难的许穆夫人,而《齐风》中却揭露了齐襄公与其妹为淫乱而奔驰不息;同是穿著羔裘,一为“邦之司直”,“邦之彦矣’的郑大夫,一为只知奇装异服,不知国之将亡的桧君,爱憎十分分明。

  《诗经》中有许多作品,情感丰富,思想深刻,然而表现方式深长蕴藉,并非直言。如《小雅·采薇》中的军人对“王事靡盐”十分痛苦,因为军人的职守是守边,但是思念家人又是如此深刻,以致在归途中充满痛定思痛的感情,抚今追昔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如王夫之所言:“以乐景写哀,以哀景为乐,一倍增其哀乐。”[16]亦如方玉润所说:“此诗之佳在末章,真情实景,感时伤怀,别有深情,非可言语。”[17]在《王风·黍离》中,出使的诗人看到故都已成荒郊,心中忧愁无以复加,加上朝内有人诽谤,使他发出“悠悠苍天,此何人哉!”的呼喊,然而并没有直接点出是周王导致的祸患,仍属于爱国忠君的感情。《小雅·雨无正》、《十月之交》都表达了诗人对天灾人祸、国运衰败的忧虑,但都“怨悱而不乱”。《诗经》中的许多篇章,反映了人民大众在统治者的暴虐统治下流离失所的悲苦命运,许多人生的辛酸、心灵的创伤都成为《诗经》的描述对象,但其情感泄泻是节制的,所谓“哀而不伤”。如《邶风.旄丘》,从一个流亡贵族三次呼喊“叔兮伯兮”,表达了对人情浇薄的感受,然而并没有愤慨到斥责亲戚的地步。在《邶风.北风》中,以“北风其凉”,“北风其喈”,“雨雪其滂(雨方)”,“雨雪其霏”,景为情设,反衬残酷现实,虽然喊出了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的口号,但也只是曲折地反抗最高统治者。在《秦风.黄鸟》中,人们愿以百身来代替被秦穆公殉葬的三个“良人”,但也没有直接针对秦穆公。《曹风·下泉》中,曹人赞颂板荡中力挽狂澜的明王贤伯,实际是对安定和平的渴望。这种“意在象中”的手法,让读者自己去追索、回味,比直接说出要好得多。即使在对统治者的批判,所谓“刺”中也是如此。如《卫风·凡兰》写惠公好武,骄慢大臣,并没有直陈其事,而是通过对惠公佩饰的刻画,突出人物性格,暗示这种性格的人会做的事,起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。这也就是叶燮所说的“美而非谄,刺而非顸,怨而非愤,哀而非私”,对后代文学和士人性格的形成有很大作用。

  总之,《诗经》重视民众情感宣泄,因为统治者深知“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”的道理,同时一些诗人本来就是统治集团中的成员,也不会采取过分的手段,因此节制地抒发纯正情感就是统治阶级所希望和赞赏的,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传统。

  虽然“诗无达诂”,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识、经历和当时心境理解《诗经》中的有关诗句,但我们必须记得自夏商周开始,教育和政治、军事、外交一样,是由国家控制的,教育目的、内容都由统治阶级所指定,《诗经》虽然收录了许多里巷俚俗之作,然其道德价值观是统治阶级所认可的,卜子夏所谓“风者,教也。”只不过是西周统治者用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罢了,而春秋末期的孔子希望回复到周公时代的政治;汉儒有将《诗经》政治化的倾向,但《诗经》本身具有思想、道德教育因素则是事实,汉儒只是继承这一传统并适应汉武帝的政策加以发扬而已。

  二、《诗经》与先秦教育状况

  先秦时代的教育,尤其是《诗经》作为基本教材的作用,今天固然已不可详知,但在与《诗经》同时或稍后的典籍中可见其端倪,推知当时的教育状况。

  《诗经》中有一些篇章涉及到先秦时代的教育,是我们了解当时教育的重要资料。据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记载,当时已有正规学校,在天子之治曰辟雍,在诸侯之地称泮宫。如《鲁颂·泮水》“颂僖公能修泮宫也。”[18]描述人们在泮水之滨欢迎君的到来,歌颂君的武功、美德,作为教育莘莘学子的楷模;《周颂.振鹭》中说到商后人微子来周助祭,地点就在西郊的大学堂(于彼西雍)。《诗经》中可见,西周、春秋时代自王至士都很重视积学成德,如成王自箴要以积累学问来发扬美德,“日就月将,学有缉熙于光明”;[19]《卫风·淇奥》中的卫武公更是学诗习礼,进德修业,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把自己修养成文章斐斐、威仪抑抑、能文能武、品德优美的人物,堪作庙堂之器,天子卿士。《诗经》中有些诗篇谈到当时尊师重教的情况,如《小雅·箐箐者莪》以向阳山坡生长茂盛的抱娘蒿联想到教师培养的许多有用人材,感谢教师使学生不仅增长知识、本领,而且懂得待人接物和修养品德的道理,胜过万贯家财。尤其可贵的是,诗篇中以水中漂流的小船不知深浅、不辨方向的危险性来反衬教师的重要性,表达了对教师工作的敬重感情,是尊师重教传统的鲜明表现。

  在《诗经》中还有许多关于社会教育的记载。如《周颂》中的《臣工》、《噫嘻》是在始耕典礼上演唱的乐歌,而《丰年》则为秋收以后的祭祀诗,《载芟》、《良稆》是君鼓舞臣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颂诗,可以看出周部落自后稷以来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,也是对人民进行教化的手段。即使是那些歌功颂德的诗篇,也有其社会教育的意义。如《大雅·江汉》、《常武》,以宣王时平定淮夷为歌颂内容,实际上是一种强调安定统一的教育题材;《周颂》中的《清庙》、《维天之命》、《烈文》、《我将》等,都是周天子及诸侯祭祀祖先的祷词,传达了一种天人相应,以自警求得祖宗保佑的信息,使听者顿生敬畏之心,更不用说那些赞美统治阶级模范人物的诗,本身就是道德教育的最好教材。

  与《诗经》同时并且可以相互印证的《左传》,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和文学名著,其中也记载了不少《诗经》对言语、行为、政事、外交的重要影响,反映出《诗经》作为当时基本教材的作用。如:

  1、家庭伦理

  周王、诸侯的家庭伦理,往往影响到政治,因此《左传》中郑重加以记载,并以“君子”的评论来强调正统观念。如隐公元年,郑庄公镇压母弟的叛乱之后,发誓不再与母亲相见,但过后又懊悔。一次宴请颖考叔,颍考叔不仅用自己的孝行软化了郑庄公的心,并使其与母亲言归于好,史官用《大雅·既醉》中“孝子不匮,永锡尔类”来肯定颖考叔的言行。隐公二年,宋穆公临终将国位归还给其兄之子,君子评论说,穆公之兄宣公真可谓知人,行事道义,所以后代保有君位,如《商颂.玄鸟》中所说,“殷受命咸宜,百禄是荷”。僖公二十四年,周、卫因请求郑国不要攻打滑国而不获响应,打算联合狄人一起进攻郑国,大夫富辰用《小雅.棠棣》中“棠棣之华,鄂不骅骅;凡今之人,莫如兄弟。”劝谏周王依靠同姓,不可亲近外族的狄人。说明《诗经》中的家庭伦理道德已成为普遍的观念。

  2、言语行为

  先秦时代士大夫言语行为的重要标准是《诗经》中的有关论述。如僖公九年,晋献公去世,里克想接纳文公为国君,而奚齐的辅佐大夫苟息因不能实现先君的遗命而自杀,史官用《大雅·抑》中的“白圭之玷,尚可磨也;斯言之玷,不可为也。”认为苟息的行为堪当此言。僖公十二年,齐桓公派管仲处理戎人与周王室的纠纷,周王以上卿之礼宴请管仲,管仲循礼而行,只接收了下卿礼节回国。因此“君子”评论说,管仲因谦逊有礼,世代接受祭祀是应该的啊!正如《大雅.旱麓》所说:“恺悌君子,神所劳矣。”鲁成公十四年,卫候设宴招待苦成叔,宁惠子为相。苦成叔表现傲慢,宁惠子说:“苦成叔家大约要灭亡了吧?古代举行亨礼,是用来观察威仪,审察祸福的,《小雅·桑扈》中说‘角杯弯曲,美酒柔和,不骄不傲,万福来到’,相反苦成叔如此傲慢,乃召祸之道啊!”鲁昭公八年,晋候与师旷谈论石头说话的事,师旷直言,认为是暴政导致怨谤,叔向认为师旷之言诚实,是君子之言,因此怨恨远离他的身边。叔向用《小雅·雨无正》中“哀哉不能言,匪舌是出,唯躬是瘁;贺矣能言,巧舌如流,俾躬处休。”来说明会说话和不会说话的区别。总之,《诗经》把德性作为言语的基础,强调言语必须符合礼的规定,否则“无以立”;而“不学诗,”则“无以言”。

  3、政事外交

  春秋时代,各国之间矛盾重重,各种任免、会盟、外交、战争事务繁杂,《左传》中记载《诗经》作为政治要则被引经据典达一百五十四次。如僖公二十二年,君因瞧不起邾国,不经布防就贸然出战,臧文仲用《小雅·小旻》中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簿冰”告诫僖公,但不被采纳,结果鲁军大败,鲁公的头盔被挂在邾国城门上。僖公三十三年,晋文公为冀缺父亲有罪而犹豫是否用他,臼季就用《唐凤·采苓》中“采葑采菲,无以下体”说明用人用其长处就可以了。祁奚外举不避仇,内举不避亲,评论家就用《小雅·棠棠者华》中“惟有贤德之士才能荐举与自己相同的贤能之士”这句话来赞美他。在决定国家政策方面《诗经》也是重要依据。僖公十五年,晋献公占卜,韩简子引用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中“下民之孽,匪降自天;俾沓背憎,职竞由人”说明祸福非天,皆人所致的道理。昭公二十六年,齐国有彗星出现,齐景公想请巫师消灾,晏婴认为是无益的,用《大雅.大明》中“惟此文王,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,韦怀多福。厥德不回,以受方国。”强调德政与民众拥护的关系。

  在外交场合,《诗经》引用的恰当与否,宾客理解的正确与否,不仅表明文化素养的高低,而且对该国的兴亡有直接关系。如文公四年,卫宁武子来鲁国访问,鲁文公赐宴款待他,用《湛露》、《彤弓》,宁武子认为这是诸侯朝见天子时用的诗,不宜用于重修卫、鲁两国的邦交,因此不辞谢也不答唱。而鲁襄公二十七年,齐国庆封来鲁国访问,叔孙豹招待他,庆封的吃相很不礼貌,叔孙豹吟诵《庸风·相鼠》讽刺他,庆封居然不懂,说明此人文化素养不够。鲁襄公二十七年,郑简公宴亨赵武,由大夫子展、伯有、子西、子产、子大叔、印叔、公孙段作陪,赵武请各大夫赋诗以明志,于是子展赋《召南.草虫》篇,伯有赋《庸风·鹑之奔奔》,子西赋《王风·黍离》,子产赋《小雅·隰桑》,子大叔赋《郑风·野有蔓草》,印叔赋《唐风·蟋蟀》,公孙段赋《小雅·桑扈》,过后赵武评论说,伯有赋诗以泄愤,其祸不远;子展身居高位而不忘谦虚,是家业维持最久远的。昭公十六年,郑国六卿在郊外宴请韩起,韩起也请各位大夫赋诗,其中有人赋《蔓草》,韩起称赞他是有为青年;子产吟诵《羔裘》,韩起表示不敢接受;游吉诵《褰裳》,子游吟《风雨》,子旗吟《有女同车》,子抑诵《箨兮》,韩起听后高兴地说:“郑国就要强盛起来了,诸位大夫用《郑风》中充满真挚友情的诗来款待我,我一定修好晋、郑外交,从此不必再畏惧别国了。”更不用说《秦风·无衣》和《庸风·载驰》在请求大国出兵援救时的作用了。

  4、文化交流

  东周列国时期,《诗经》不仅在中原各国广泛运用,同时也传播到东吴和荆楚之地,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。如鲁襄公二十九年(公元前544年),吴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,“请观于周乐。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《召南》。曰:‘美哉!始基之矣,犹未也。然勤而不怨矣。’为之歌《邶》《庸》《卫》。曰:‘美哉!渊乎!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,武公之德如是,是其卫风乎!’为之歌《王》。曰:‘美哉!思而不惧,其周之东乎!’为之歌《郑》。曰:‘美哉!其细已甚,民弗堪也,是其先亡乎!’为之歌《齐》。曰:‘美哉!泱泱乎,大风也哉!表东海者,其大公乎!国未可量也。’为之歌《豳》。曰:‘美哉!荡乎!乐而不淫,其周公之东乎!’为之歌《秦》。曰:‘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能大,大之至也,其周之旧乎!’为之歌《魏》曰:‘美哉!沨沨乎!大而婉,险而易行,以德辅此,则明主也!’为之歌《唐》。曰:‘思深哉!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!不然,何忧之远也?非令德之后,谁能若是!’为之歌《陈》。曰:‘国无主,其能久乎!’自《桧》以下,无讥焉。为之歌《小雅》。曰:‘美哉!思而不贰,怨而不言,其周德之衰乎,犹有先王之遗民焉!’为之歌《大雅》。曰:‘广哉!,熙熙乎!曲而有直体,其文王之德乎!’为之歌《颂》。曰:‘至矣哉!直而不倨,曲而不屈,迩而不逼,远而不携,迂而不淫,复而不厌,哀而不愁,乐而不荒,用而不匮,广而不宣,施而不费,取而不贪,出而不底,行而不流。五声和,八风平。节有度,守有序,盛德之所同也。”季札是吴国贵族,说明《诗经》作为教材不仅在中原各国通行,在吴国也得到很大推崇,成为表示个人文化素养高低的重要标准。

  以上可见,《诗经》在西周、东周时期已是诗、史、礼相通的重要典籍,因而《诗经》的作用主要在政治教育而不在文学,它与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乐经》一起作为教育年轻一代的重要内容,使他们在学习文学的同时,吸收封建伦理观念,养成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品性。所谓“温柔敦厚《诗》教也,广博易良《乐》教也,恭俭庄敬《礼》教也,疏通知达《书》教也,洁静精微《易》教也,属辞比事《春秋》教也。”《诗》教是培养统治人才的必要途径。

  三、《诗经》与中国传统教育

  《诗经》是礼乐教育的重要基础。《诗经》不仅以其思想内容,情感表达方式养成了中国士人的基本素质,而且对历代教育制度、思想和教育方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

  在西周乃至夏商时期,《诗》就是礼教的重要途径。所谓“礼”,是王权意识的物化形态,也是由原始的巫术礼仪向氏族血缘文化发展的产物,它通过对天地祖先的祭祀和王族、诸侯之间的燕饮之礼,实现政治和社会教育的诸多作用。这些礼仪活动就有许多记载在《诗经》里,作为后来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。如《周颂》中的《清庙》、《维天之命》为祭祀文王的诗,《思文》为祭祀后稷,《振鹭》、《载见》是周天子宴请诸侯时演奏的乐歌,具有深刻的社会伦理目的。即使是所奏的曲调,也因其象征意义和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。据《礼记》记载,大射礼仪中,天子用《驺虞》为节,诸候以《狸首》为节,卿大夫以《采萍》为节,士以《采繁》为节。乐舞的队列规模也有一定的等级标准,《论语》中记载了孔子见季氏“八侑舞于庭”,愤慨地说“是可忍,孰不可忍?[20]总之,《诗》中表达的是确定上下尊卑秩序的思想,即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教育,如《礼记·礼运》篇孔子论礼:“礼必本乎天,肴于地,列于鬼神,达于丧、祭、射、御、冠、昏、朝、聘,故圣人以礼方之,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。”可以说,三代的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,而使其相承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《诗》教。

  《诗》不仅以仪礼形式传达了等级观念、政治制度,而且以其文字和音乐的方式传播了道德伦理、价值观念。中国古代社会的血缘-宗法观念及其制度,以“孝”为本的政治思想,在用文学和音乐表达的《诗经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《诗经》对家庭道德十分重视,有关孝敬、勤俭、和睦、忠贞、识大体的教育比比皆是,对忠君、爱国的思想也很提倡,忧国忧民、居安思危的篇章也不少,俊杰人物、巾帼英雄成为国子模仿的对象,崇拜祖先、上帝是未来统治者的必修课,反之,对奢华、暴虐、虚伪等进行鞭挞,使国子形成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观念,年轻一代的道德观念、政治思想,以及婚姻爱情观、齐家治国术等都是从小在学习《诗经》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的。

  《诗经》通过寓教于乐实现封建教育目的。中国古代的乐教,其最初的形式是将音乐典礼化,“乐歌乐舞,咸辅五礼而行。”[21]一开始就与政治方略相联系。据《书经.舜典》的记载,周以前就有以音乐实施教育的活动,舜曾命乐正夔“兴乐,教胄子:直而温,宽而栗,刚而无虐,简而无傲;诗言志,歌咏言,声依咏,律和声;八音克谐,无相夺伦,神人以和。”重要的在于“无相夺伦,神人以和”,乐以达礼。《诗经》作为“乐语”,是乐教的重要方面,如《周礼.春官.大司乐》记载:“以乐德教国子,中和、祗庸、孝友;以乐语教国子,兴道、讽诵、言语;以乐舞教国子,舞《云门大卷》、《大咸》、《大磬》、《大夏》、《大獲》、《大武》。”把音乐思想的学习,音乐诗篇的诵唱,音乐舞蹈的演习作为贵族子弟教育的开始,进行情感熏陶,为后来从事理性学习打下基础。如《礼记.内则》所言:“十有三年,学乐,诵诗,舞《勺》;成童,舞象,学射御;二十而冠,始学礼。”《礼记》的学习是个人人格完善的理性化阶段,而年幼学生往往不能理解社会生活的某些现象,因而通过《诗经》的学习了解有关的家庭道德、朋友君臣之道,通过情感熏陶和行为训练使之熟悉有关礼仪,是符合教育规律的。因此,礼教和乐教是相互促进的教育活动。《诗》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 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重申礼乐教育作用,强调美育的教育家。孔子删定五经,其中也包括《诗经》,他开创私学,使官学下到民间,是大规模礼乐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。为了使年轻一代形成合乎正统的道德审美价值,养成完善的心理素质和思维、行为模式,孔子希望以“仁”的精神,“乐”的感化,“礼”的遵行,使人性本原处的善与超乎生理快感之上的审美愉悦相结合,实现人格完善和人际和谐。因此孔子乐教的标准是“尽善尽美”,他认为“《韶》尽美矣,又尽善也;《武》尽美矣,未尽善也。”[22]强调乐曲的社会伦理目的。孔子重视乐教的社会作用,认为“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”[23]强调以外在的自然景物触发和抒发内心深刻的社会情感,通过欣赏文学音乐作品体会社会生活中种种情感、志趣,加强人们之间的情感、思想交流,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,并通过宣泄情感、好恶,批评社会风俗和政治得失。孔子的审美态度是“乐而不淫”、“哀而不伤”、“怨而不诽”,提倡中庸,要求“发而中节”实现“和”的境界,[24]他赞赏一种谐和而丰富、清晰的音乐状态,以及情感表达的中正平和,因此将《关雎》篇放在首篇。可以说,孔子是将三代“神道设教”改为“人道设教”的第一人,也是正式编定礼乐教育基本教材的人。按今天的话来说,孔子是先秦时代“以美育代宗教说”的倡导者和实践者,他奠定了《诗经》为基础的乐教理论,是中国传统教育“礼义之泽流于外,弦诵之声格于内,为恶也无所从,为善也有所归。”[25]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的积极实行者。

  综上所述,中国很早就把上古先民的风俗习惯教育纳入学校教育,在殷代“有典有册”基础上,将文学、音乐、哲学、礼仪结合起来,使学校教育具有完整的教材体系和教育方法模式,即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乐》为基本教材,以礼乐相辅、美善相乐为特点的传统教育,尤其是孔子把官学下到民间,扩大了这一教育影响。《诗经》作为中国礼乐教育的重要内容,不仅对于三代、先秦的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有重要影响,而且对后来的文学、教育,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有深刻影响,使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与“广博易良”的乐教相结合,铸造中国士人的性格,为“乐与政和”的目的服务。

  [1]《汉书.食货志》

  [2]《汉书.艺文志》

  [3]《汉书.郑寿传》

  [4]《论语.阳货》

  [5]《论语.季氏》

  [6]《史记.孔子世家》

  [7]《礼记.经解》

  [8]《论语.为政》

  [9]王安石:《周召南诗解》

  [10]《左传.闵公二年》

  [11]《论语.公治长》

  [12]王安石:《国风解》

  [13]《毛诗序》

  [14]《毛诗序》

  [15]《汉书.艺文志》

  [16]王夫之:《姜斋诗话》

  [17]方玉润:《诗经原始》

  [18]《毛诗序》

  [19]《周颂.敬之》

  [20]《论语.八侑》

  [21]刘师培:《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》

  [22]《论语.八侑》

  [23]《论语.阳货》

  [24]《礼记.中庸》

  [25]《吴县志卷二十六下舆地考文庙宋张伯玉六经阁记》

文章来源:圣才学习网